光绪二十九年（一九○六），梁启超创《新小说》于日本，特辟《小说丛话》一栏，是为中国小说有“丛话”之始。当时撰稿者，凡十数人，梁启超狄平子吴趼人，均各有所作。最初一期，启超并为之引，指此“为中国前此未有之作”。修真小说排行
启超论小说，不乏卓见，其最重要者，在指出文学进化之大关键，“即由古语之文学，变为俗语之文学”，和小说“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”，以及小说与群治之关系，所谓“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说革命始，欲新民自必新小说始”（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）。其论书，于《桃花扇》发抒独多，至尊之为民族主义杰作。另一条中，又说及晚清以新观点论小说之文学，以严几道与别土（夏穗卿）之万余言的天津《国闻报》《本报附印小说缘起》为最早。
其次为平子，其论小说甚至以之与经传并列，说“与经传有互相辅助之功用”，可以“移易人心，改良社会”，影响所及，不止于“妇女与粗人”（夏穗卿语）。说“孔子当日之删诗，即是改良小说；改良歌曲，即是改良社会”，可以“诗为小说之祖，孔子为小说家之祖”。他以为“欲改良社会，必先改良歌曲；改良歌曲，必先改良小说”。于书有《金瓶梅》《水浒传》合论，以社会生活考察的态度作论点，在当时可谓极大胆新奇之看法。有弹词论，有《聊斋》论，称之为民族主义作品。论《红楼梦》独多，谓为“愤清”之作。
侠人不知为谁，为《红楼梦》作一长辩，辩其非淫书，实为一极有价值之社会小说政治小说伦理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，并作事实之引伸。其结论是：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实系“以大哲学家之眼识，催陷廓清旧道德”，攻击“旧社会”及黑暗政治之作。以曹雪芹与龚定庵并论，称为“近百年来两大思想家”。
定一所作，论《水浒》最详，持论亦最激。谓此书是“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”，说施耐庵之作此，实有二种主义，一为“民主民权”，另一则是：“因外族闯入中原，痛切陆沉之祸”，作此以“鼓吹武德，提振侠风，以为排外之起点”。此种议论，不免于主观空想，但颇足代表当时小说论中之最普遍倾向。
《新小说》刊行两年，《小说丛话》几于无期无之。《月月小说》踵起，亦偶载此类文字，顾所论，只吴趼人作有可取处。如论《水浒》为愤世之作，论《镜花缘》为理想小说科学小说，皆各有见地。至反对附会《聊斋》为专讲民族主义之书，说弹词之重要，尤为透辟。而《恨海》一则，可谓创作家自白，由是得知此一名著创作过程。
周桂笙与陶报癖所作，多系批评当时新作与翻译。如周之《评胡宝玉》，陶之《评新石头记》《恨海》，虽亦有是处，总不免夸大及替朋友（吴趼人）捧场之病，不如《小说丛话》远甚。
《说小说》外，《月月小说》还刊有几篇小说论。如天修生的《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》《中国历代小说史论》 《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》《剧场之教育》诸篇，或述中国小说史的发展，或述小说产生的社会根据，或对作家有所论列，或主张改良旧剧，思想主张都表示着是当时一种最进步的。
又有《月月小说发刊词》一篇，为陆亮成作，洋洋数千言，直是一篇《中国小说史》。从上古说到近代，涉及的小说不下数百种，间附论评，见解亦相当进步。在当时论小说诸作中，殆只有黄摩西《小说小话》之旧小说回忆一节，可以与之并论。
《小说林》（一九○七）发行最后，附《小说小话》一栏，作者署名“蛮”，实即黄摩西编者也。《小说小话》亦最精，与《小说丛话》可谓当时论小说之两大杰作。而旧小说回忆一部分，尤为中国小说史之重要资料。鲁迅先生《小说旧闻钞》，曾全部钞入。全篇所论小说，凡八十种，多不经见者，各系一评。《小说小话》所涉及之范围极其广泛，大概从原理到作品，无不涉及。
《小说丛话》以理论尚，《小说小话》以史实考证见长。其理解，与《小说丛话》多类似处。于书，除已说及的外，尚详论过《水浒传》《石头记》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《儿女英雄传》《西游记》《西游补》《野叟曝言》等书，称《水浒》为社会主义作，论证尤详。他又欢喜论小说中之人物，抒的写述他们，亦是“小话”特。
《绣象小说》（一九○三）刊行三年，只刊过《小说原理》一文，作者别士，即曾与严几道合作《小说缘启》的夏穗卿，梁启超有《亡友夏穗卿先生》一文，详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。
关于小说理论，刊于《月月小说》的，前面都已说到。在《新小说》上，也有梁启超《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狄楚卿《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》金松岑《论写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》。《小说林》有黄摩西的《发刊词》，觉我的《发刊缘起》和《余之小说观》，这些，也都是从《小说与群治的关系》出发，指出小说之重要，提高小说之社会地位。
《小说丛话》之作，初期主要况如是，合诸作观之，可推见当时对小说之理解批评及其动向。自此以后，作者日多，成册者颇不少，只佳者不多见。若《小说考证》《小说丛考》《小说旧闻钞》，其值价自高，但都是辑编的，不足与此并论。